代表委員“緊盯不放”的這些事如何了

2021年03月09日 17:56  新華社

 

  參加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中,有這么一群“盯子戶”:他們多年盯著一個領域或者一件事情不放。這樣的持續關注,促進了問題解決,推動改革進一步深化。

  當他們的議案建議或提案完成使命時,既是議案建議或提案最好的歸宿,也是對代表委員履職的最好褒揚。

  今年全國兩會,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邀請多個領域的“盯子戶”代表委員,講述他們履職盡責的故事,聽聽這些“盯子戶”最近又盯上了哪些新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孫憲忠。 

  法典落地,治理能力越來越強 

  今年是孫憲忠擔任全國人大代表的第九年,提交的議案、建議和立法報告超過70份。作為全程參與民法典編纂的立法專家,孫憲忠提出的建議多達數千條。

  2013年,孫憲忠第一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就呼吁編纂民法典。當年他領銜提出“修訂《民法通則》為民法總則、整合其他民事法律為民法典”的議案。孫憲忠設想,五到八年內完成編纂工作。

  第二年,孫憲忠再次提出同名議案,并做了更仔細的論證。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做出編纂民法典的決定。新中國第五次民法典編纂啟動,此前四次均因歷史原因被擱置。

  “不少人提議編纂民法典的理由是‘別的國家有,咱們也應有’,而我的出發點是我國過去的民法制度存在缺陷。”從問題意識出發,才能夠真正推動民法典編纂的工程。

  孫憲忠解釋說,“例如當時還在實施的民法通則是1986年制定的,其間156個條文中能夠真正直接適用的只有十幾個,民法通則被‘掏空’了。不編纂民法典,仍然將民法通則作為民法的龍頭法律,那當然就遠遠地脫離了現實。”

  2015年3月,民法典編纂確定采取兩步走策略:第一步編制民法總則,第二步整合其他民商法律為民法典。當年的全國兩會上,孫憲忠提出“中國民法典中民法總則的編制體例的議案”,被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定名為第70號議案。接著,制定民法總則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2016年立法工作計劃。

  2017年3月,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表決通過民法總則,編纂民法典又邁出一步。之后幾年,在第二步各分編的編纂中,物權、債權、家庭制度、人格權等內容的編寫和修改,孫憲忠的建議、議案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提議啟動編纂工作、提出編纂思路,到參與具體法條的制定修改,孫憲忠傾注了心血。“憲法是高高飄在空中的旗幟,民法就是踏在大地上的腳步。雖然每一步看起來都平淡無奇,但正是這些扎實的腳步,落實了國家的治理目標。”孫憲忠說。

  幾年下來,孫憲忠兩鬢添霜。2020年5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國進入“民法典時代”。孫憲忠投身多年的民法典編纂工作,畫上了句號。

  今年全國兩會,孫憲忠提出依據民法典清理其他法律中“其他組織”概念術語。他解釋說,“其他組織”這一概念術語在既存的八十多部法律中,表達了兩種甚至是多種含義,嚴重影響了司法分析和裁判的混亂,必須予以清理。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兒童醫院院長周崇臣。 

  資源均衡,本地求醫越來越多 

  為了給女兒治病,舉家坐火車來北京,曾是張慧(化名)每年都要經歷的難熬時光。如今,北京專家已經常駐鄭州,一家人再也不用兩頭跑了。

  2020年11月,來自北京的9個知名學科團隊常駐河南省兒童醫院,開啟“雙主任”制管理模式。

  “給張慧女兒看病的張斌醫生,既是國家兒童醫學中心、北京兒童醫院皮膚科副主任醫師,也是河南省兒童醫院皮膚科的‘特聘主任’。他不僅把治療技術帶來了,還通過傳幫帶,把技術真正留下來。”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兒童醫院院長周崇臣說。

  周崇臣參與并見證了國家兒童區域醫療中心從無到有、從有到優的過程。

  2018年,周崇臣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針對河南患兒看病難的困境,他建議支持河南創建國家兒童區域醫療中心,帶動區域兒科發展。

  2019年,他的視野從河南擴展到中西部,建議加強國家兒童區域醫療中心建設設置,促進兒科優質資源均衡布局,輻射帶動中西部地區兒科發展,減少跨區域就診,降低外轉率。

  2020年,在河南省兒童醫院已被確定為全國首批國家區域醫療中心試點單位基礎上,周崇臣又建議以省級醫學中心為引領,在省域內選取有醫聯體基礎、人口密度較大、專科力量薄弱、外轉率較高的地市,探索專科緊密型合作路徑。

  今年全國兩會,他繼續關注國家兒童區域醫療中心這塊“試驗田”,提出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在人事管理、薪酬改革、醫保支付、藥事創新等方面給予具體指導。

  “目前,各地的國家兒童區域醫療中心診療水平和區域輻射帶動能力正在快速提升,以后去北京看病的外地患兒會越來越少。”周崇臣說。

  以河南為例,河南省兒童醫院向上聯合國家兒童醫學中心、北京兒童醫院,向下輻射帶動河南兒科醫療聯盟236家成員單位,筑牢基層醫療網底,2020年同2016年相比,到北京兒童醫院的門診患兒下降63.12%,住院患兒下降51.33%。

  兒童健康永遠是社會熱點、家庭焦點。隨著“健康中國”戰略全面實施,尤其是疫情發生后,全社會對健康的認知正從以疾病治療向健康管理轉變。

  “要讓患兒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舒心看病,更重要的是讓孩子少得病、不得病。”周崇臣表示,“怎樣使兒科提供更優質可持續的服務,讓國家兒童區域醫療中心發揮好作用、形成常態化機制,將是我未來關注的重點。”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衛星氣象中心衛星氣象研究所所長張興贏。 

  天更藍了,微信預警越來越少 

  “感覺這兩年霧霾變少了,難道是我的錯覺?”

  “你的‘錯覺’沒錯,北京2020年PM2.5年均濃度為38微克/立方米,創下這一數據2013年有監測記錄以來的新低。全年空氣質量達標天數為276天,其中“1級優”天數106天。”

  “春節這幾天按理說車少人少,北京空氣質量為什么又變差?”

  “看來霾也喜歡過年。”

  ……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衛星氣象中心衛星氣象研究所所長張興贏,經常在微信里解答關于霧霾的種種疑惑。如果遇到持續性的霧霾天氣,還會通過微信朋友圈發出“非官方”的預警提示。不過隨著大氣污染治理成效不斷顯現,這位氣象專家發出的預警次數越來越少。

  空氣質量持續改善的軌跡,也反映在張興贏的提案上。2018年,初次履職全國政協委員,針對當時不同部門建設的大氣觀測網絡,由于使用不同儀器或者技術標準導致數據“打架”等問題,他提出建立客觀科學的第三方生態環境監測和評價體系,統籌規范各部門現有生態監測網絡。

  2019年,張興贏的工作重心從地面觀測轉向衛星觀測。在當年全國兩會上,他提出統籌實施全國衛星遙感對地觀測計劃,建議各部門形成合力,利用高科技加大污染源溯源力度,為精準決策提供依據。

  2020年,這位氣象專家在前兩年提案的基礎上,建議加強大氣環境資源管理,科學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什么是大氣資源?通俗一點講,大家常說霧霾靠風吹,這種大氣擴散能力就是大氣環境資源,我們要把這個家底摸清楚。”張興贏說。

  今年的全國兩會,他繼續關注大氣環境資源議題,提出加強大氣環境資源配置,采用分級管理辦法制定區域間差異化的減排指標。

  “空氣質量逐步改善,針對大氣污染的提案或議案肯定會越來越少,說不定過幾年就沒人再提了。”張興贏說。

  在氣象領域,霾是一個約定俗成的術語。早在上世紀60年代 ,我國的氣象部門就開始了霾天氣的日常監測。

  “今年春季期間,北京出現霾天氣,大家直呼受不了。其實從監測數據看,數值上沒有達到前幾年那樣爆表的程度。”在張興贏看來,這說明大家對于空氣質量的標準在提高,也是社會進步的體現。

  氣象衛星被形象地稱為“天眼”,不但能從太空看到灰蒙蒙的霾,還能判斷霾的輕重,分析霾的成分。在我們的頭頂上,約有二三十顆“天眼”,時刻監測著地球的呼吸質量。按照國際協議,國家間要共享氣象衛星的監測數據。

  “數據不會造假,國外氣象衛星時刻盯著我們,我們治理大氣污染的成就,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張興贏表示,“可以預期的是,到了我國碳達峰時,霧霾問題我基本可以不用關注了。”

 

全國政協常委、湖南省生態環境廳副廳長潘碧靈。 

  水更清了,環保要求越來越嚴 

  從2008年開始連續擔任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上百件提案都和生態環境保護相關——現任全國政協常委、湖南省生態環境廳副廳長潘碧靈,因此被稱為“綠色提案大戶”。值得一提的是,上百件提案中有六成聚焦水污染防治。

  履職最初幾年,潘碧靈主要關注農村生態環境保護。他在調研中發現,“污水靠蒸發,垃圾靠風刮”是當時農村的真實寫照,農村污染物排放量幾乎占了水污染物的半壁江山,由種養殖業和農村生活造成的水污染更是觸目驚心。

  農村污染問題引起全社會關注后,他將目光轉向了生態保護的制度建設。在2013年的全國兩會上,他呼吁把生態文明建設上升至憲法層面。

  2013年初,我國中東部地區連續出現大面積霧霾,引發社會擔憂。“霧霾在天上,根子在地上,關鍵還是思想觀念和發展理念。”潘碧靈回憶說,“生態文明建設入憲,是轉變人們思想觀念和社會經濟發展方式,從根子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的迫切要求。”

  2018年,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提到“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中,“生態文明”“美麗”為新增表述。

  期間,潘碧靈還持續建議建立和完善生態補償機制。潘碧靈說:“生態補償常常陷入只說不做的尷尬境地,跨地區的生態補償更難以落實。”2019年8月,我國正式提出全面建立生態補償制度,潘碧靈和志同道合者多年的呼聲終于落地。

  最近幾年,潘碧靈把目光聚焦到長江流域的水環境保護和生態修復。

  2020年全國兩會上,他建議將重點湖泊保護和治理納入長江保護修復攻堅戰的重要內容,納入政府績效考核,納入中央環保督察范圍。在有關重點湖泊,全面推動落實總磷削減行動計劃和總量減排政策。

  今年潘碧靈提交的提案是《加快推進水產生態養殖,持續改善水生態環境質量》。他注意到,長江禁漁之后,水產養殖的污染問題尚未引起重視,部分區域水產養殖污染已成為制約水環境質量改善的重要因素。“養殖戶集中排放的大量養殖尾水,對區域水環境質量影響很大。”潘碧靈說,“相關部門需要加大監管力度,倒逼尾水治理。強化水產養殖污染防治工作考核獎懲,完善生態損害賠償機制,對嚴重破壞養殖水域生態環境質量的行為,要依法依規進行追責、問責。”

  從農村污水到生態補償機制,從生態文明入憲到長江流域生態修復治理,再到水產養殖污染問題,潘碧靈始終緊盯水污染防治的薄弱和關鍵環節。“這幾年水污染防治成效顯著,但生態環境改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水污染治理還需久久為功。”潘碧靈說。

 

  全國人大代表、重慶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桃花源街道天山堡村委會主任冉慧。 

  道路好了,鄉村旅游越來越香 

  冉慧打小就吃夠了毛狗路的苦。

  冉慧家住重慶市酉陽縣天山堡村,地處武陵山區。這里管崎嶇不平、窄得只容得下狐貍(當地人稱毛狗)走的山路叫毛狗路。從小山村到縣城不到10公里的路,上山下山,走一趟得3個多小時。

  2014年,冉慧當選為村委會主任的時候,山里的路況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我如果當上村主任,首先帶大家把村里的路整好,搞鄉村旅游。”冉慧坦言,她能當選村主任也和村民“苦路久矣”有關系,正是她當初這段競選“宣言”,打動了村民。

  要致富,先修路。2018年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后,冉慧建議加大對四好農村公路和產業路的建設支持力度。她調研發現,不少地方靠發展產業脫貧,四好農村公路建設卻拖了后腿,扶貧產品外運成本比較高,打擊了貧困戶發展產業的積極性。

  2019年全國兩會,冉慧建議科學規劃農村道路體系。“由于進村公路需要經過其他村,修建過程常常遇到矛盾糾紛,制約了村子發展。”不久,農業農村部回復冉慧說,國家將鄉村旅游公路納入了農村扶貧公路中央預算內投資范圍,將武陵山片區等連片特困地區、邊境地區、少數民族地區、貧困地區和革命老區納入支持范圍,大幅提高公路建設補助標準,支持貧困地區實施一批具有資源路、旅游路、產業開發路性質的公路改造建設。

  2020年全國兩會,冉慧關注的是農村公路的安全問題,建議在必要的地方安裝護欄和路燈,“以前我們認為只要有路就行了,隨著大家對美好生活標準的提升,對路的要求也越來越高。”

  天山堡村的發展,成為農村道路建設促進鄉村振興的例證:從村村通到組組通,扶貧公路、產業路、四好農村路,一條條寬敞的水泥路像網一樣在群山之間鋪開。冉慧說:“現在從村里到縣城,開車20分鐘不到。天山堡人也端起了旅游碗。”

  如今,冉慧心里的“交通圖”鋪得更廣了。今年她提交的兩份建議是《關于盡快開工建設渝湘高鐵重慶黔江至秀山至湖南吉首段的建議》《關于在“十四五”期間規劃建設渝湘粵高速鐵路的建議》。在她看來,這對挖掘當地發展潛力,增強山區自我造血功能,鞏固脫貧攻堅成果,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都具有重大意義。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農科院副院長趙皖平。 

  銷售暢了,數字經濟越來越火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農科院副院長趙皖平履職期間頗為高產高效。從2013年首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以來,遞交議案建議130多件,其中多數和“三農”相關:建議發揮“消費扶貧”作用助力脫貧攻堅,寫入了財政部預算報告;建議在鄉村振興過程中,針對大別山等革命老區單獨出臺扶持政策,為此后《關于新時代支持革命老區振興發展的意見》出臺提供了前瞻視角;建議還原奶在出售時應在包裝上做好標識以保護奶農利益,引起國家有關部門高度重視,最終寫進當年的中央一號文件……

  過去9年間,他持續關注農產品銷售環節的痛點難點。在他看來,小農經濟面臨的季節性賣難、結構性賣難、信息不對稱與生產非標準化導致賣難等各種“銷售難”,歸根到底都與數字化程度不高有關。隨著國家提出發展農村數字經濟,推進農業數字化轉型,農產品銷售的最后一公里逐漸打通,銷售難問題得到有效改善。

  新冠疫情發生后,各地農產品網上銷售火爆,不少政府官員親自直播帶貨。今年全國兩會,他也將視角轉向農產品出村進城“最初一公里”。

  “農民對農產品進行源頭分級,就能大幅提高附加值和溢價能力,促進穩定增收。”趙皖平說,源頭分級更加匹配電商銷售特點,比如春節期間熱銷的丹東草莓,電商平臺按照單果20克、30克、40克銷售,不同等級之間每斤可以相差3到4元。

  在電商新業態下,消費者的需求更為多元細分,對農產品的大小、口感、品質的要求也能更準確、更快速地傳導到生產端。趙皖平建議地方政府、電商平臺、科研機構建立協同機制,共建源頭分級標準,“比如拼多多等電商平臺聯合江蘇淡水水產研究所,探索制定長三角螃蟹分級標準,從而強化了產品品質,就讓蟹農得到不少實惠。”

  2013年,我國部分地區發生人感染H7N9流感事件。當時有媒體報道采用“人感染禽流感”,加重消費者談“禽”色變的情緒,加劇家禽業的損失。次年全國兩會上,趙皖平執言將禽流感的“禽”字去掉,得到相關部門積極回應。

  作為一名全國人大代表,議案建議精準管用,離不開扎實的調研。“2020年,我大概有100多天在各地調研。我們搞農業研究的,只有跑田間地頭才能接觸到真問題。”趙皖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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