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他的紅色收藏“補遺于萬一”

2021年06月11日 20:17  新華每日電訊

 

 

中華蘇維埃時期黨徽、黨證、黨章。 

 

紅軍家信。 

  上世紀80年代末的一天,在北京古玩市場的地攤上,王金昌無意中發現一本用紙繩裝訂的蠟刻小冊子,封面上書“抗日游擊隊紀律條令草案”。他的心怦怦跳,感覺難以置信:“我一直對中國革命史很感興趣,對八路軍129師的事跡耳熟能詳,想不到居然能在市面上看到這么寶貴的資料。”

  其后,他驚訝地發現這并非偶然——大量本該由圖書館、資料室、研究機構嚴格保護的革命歷史文獻被隨意丟棄,少數流落到舊貨市場,還有相當數量被直接作為廢品、垃圾處理,永遠地消失了。

  從此,王金昌幾乎把所有業余時間都用來對文獻類革命文物進行收藏。

  他與京城“破爛王”結成好友,不斷在廢紙堆里翻揀珍貴的文字;他奔走于江西、湖南等革命根據地,從鄉村舊房的墻縫、房梁搶救下多件革命信函、傳單。為此,他不僅花費大量時間精力,還投入很多金錢,萬不得已的時候甚至賣掉價值數十萬元的古玩。

  30年間,他搶救性地收藏并整理了涉及中國共產黨成立、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成立等時期近2000件革命文物。

  那些發黃的啟蒙書刊、影像模糊的黑白照片、語言質樸的紅軍家書以及蓋著紅色印章的公函、法規、證件,浸染著戰火烽煙與壯志豪情的濃烈氣息,將歷史粗糲、立體的面孔推到人們眼前。

  目前,王金昌的一部分紅色收藏被陳列在北京忠良博物館,已經免費接受近10萬人參觀。軍事科學院專家評價,這些收藏“具有較高的保存和研究價值,是對現有紅色史料的有益補充。”

  從廢紙堆、舊房墻縫和房梁尋找革命遺存 

  王金昌可謂“奇人”。他履歷豐富,做過官也經過商,能繪畫會書法,同時又是屢獲大獎的作家。

  上世紀80年代,王金昌是北京古玩市場的常客,憑借深厚的歷史知識和過人眼力,成為收藏高手。與革命文物的偶然邂逅,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八路軍129師的故事王金昌早就耳熟能詳。這個被譽為“抗戰最能打”的師戰功赫赫,令日寇聞風喪膽。關于這支神勇的隊伍一直有很多傳說,王金昌從《抗日游擊隊紀律條令草案》中對其屢建奇功的原因豁然開朗:這份14頁5000余字的草案,關鍵內容有二:視群眾利益于最高;明確提出聯合一切力量抗日。

  王金昌極度興奮,他敏銳地意識到這份材料非同尋常的史料價值,馬上掏出幾十元錢買下。

  幾年之后,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專家鑒定稱,這是“歷史文獻的珍本”,對于研究我黨軍隊建設和抗日戰爭時期黨的建設有重要史料價值。1995年,他將這件文物無償捐贈給軍博。

  熟知王金昌的人說,他收藏革命文物不是興之所至的雅好,而是帶著感情和信念。

  王金昌的紅色收藏主要集中于書報、日記等文獻材料,遴選的標準建立在他個人對黨史的獨特視角,強調重要性、稀缺性、生動性。這些文物補充了正史記錄的不足,在宏大敘事之外,打撈了諸多具體而細微的歷史細節。如中華蘇維埃開具的村民結婚證和廢婚證,反映了蘇區倡導婚姻自由;一封紅軍家信中寫道:“只有取得第五次反圍剿勝利才能保障分田勝利”,揭示了土地革命凝聚民心的力量……

  王金昌的藏品中不乏珍品、孤品。如蘇區石印版的《中共六大黨章》,黨史專家認為可能是于今僅見的一份單行本。此外,他還收藏了全套《向導》。《向導》是第一份中國共產黨機關報,于1922年創辦,第一任主編是蔡和森。1927年被迫停辦,共出版201期。

  王金昌的收藏基于特殊的時代背景。上世紀90年代開始,很多博物館、圖書館大規模建設翻新,大量書稿和文件材料被清理、廢棄。之后,掃描和數字技術普及,一些圖書館管理者忽視實物版本的保存,導致一些珍貴資料被丟棄。此外,一些政府機關不注意保存重要文獻,使一些領導人和歷史名人的文字材料被不經意地當成廢品。

  王金昌說,那些手書、油印的文字材料數量有限,其所記載的內容不可篡改,因而十分稀缺珍貴。由于歲月侵蝕和戰爭環境殘酷,許多材料紙張變黃、發脆,蟲蛀、雨打、火燒的印跡明顯,但破損的外形與殘留的內容,無不傳遞著寶貴的歷史信息。

  隨著留存在世的文獻越來越少,收藏變成一場跟時間的賽跑。很多年里,王金昌是京城“破爛王”的大主顧,一接到有廢書廢報的電話,就火急火燎地去驗貨。小區的保安常常納悶:這位明明是個大老板,為啥總是一麻袋一麻袋地往家里運破爛?

  王金昌除了在全國各地的文物市場“撿漏”,更常常趁假期在江西、湖南、湖北等革命老區四處奔波搜尋。

  2006年,王金昌迎來了收藏史上的一次大豐收。江西老區贛州進行大規模新農村建設,拆舊建新的過程中,在墻縫、房梁中發現了100多件中華蘇維埃、中國工農紅軍時期的革命文物。當時已經有人購買,王金昌得知其中有1930年興國縣蘇維埃編印的《紅軍歌曲集》,感到非常珍貴,志在必得。為此,他毅然將一件收藏的價值數十萬元的明洪武時期的瓷碗賣掉,收購了這批文物。

  文物“述說”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 

  縱觀王金昌的收藏,可謂一部濃縮、實物版的革命史,人物與故事栩栩如生。

  北京忠良博物館館員吳花說,很多觀眾深感驚訝,私人收藏居然有陳獨秀主編的全套《新青年》雜志以及大量“赤色書刊”。

  100年前,中國的命運處在十字路口,救國主張五花八門,政黨團體不計其數,各方勢力粉墨登場。100年后,很多人追問:拯救中國的為什么是共產黨?

  令王金昌十分震撼的一件文物,是一張用草紙寫的《賣女狀》,一位老人被逼無奈要賣掉十幾歲的女兒。王金昌說,看到這個你就會理解,為什么老百姓愿意參加紅軍,為什么會有那么多婦女參加革命。

  北京忠良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是大型石碑拓片《中國共產黨十大綱領》。深紅色的拓片長2.7米、高2.16米,由朱砂拓印,全文約1500字。字跡清晰、畫面精美、氣勢磅礴,是很多參觀者打卡留影的背景。

  博物館館長張曉東與同事經過實地探訪得知,碑刻是由中國共產黨川陜省巴中縣特別市委員會于1933年11月刻成。十大綱領是中共六大提出的,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提出了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奮斗目標。

  拓片背后的石碑充滿傳奇色彩。1935年,紅四方面軍西渡嘉陵江北上后,國民黨巴中縣縣長楊杰下令,讓民工砸碎刻有《中國共產黨十大綱領》的石碑,稱“毀其碑、除其毒”,石碑的三塊石板被斷成九塊。民工感念紅軍,趁黑夜將碑塊埋于西城門內側的壕溝里。

  王金昌還收藏了一份毛岸英手寫信件僅有的復印件。這是他在一家出版社處理的舊資料中發現的。在這封寫給楊開慧姨媽之子向三立的信中,毛岸英談及一件家務事——舅舅提出“希望在長沙有廳長方面的位置”。

  毛岸英在信中寫道:“反動派常罵共產黨沒有人情,不講人情,而如果他們所指的是這種幫助親戚朋友同鄉同事做官發財的話,那么我們共產黨正是沒有這種‘人情’,不講這種‘人情’。共產黨有的是另一種‘人情’,那便是對人民的無限熱愛,對勞苦大眾的無限熱愛,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親戚在內……”

  補遺于萬一 

  通過查閱資料、訪問專家與當事人親屬,王金昌不斷挖掘文物的內涵。白天,他是長袖善舞的企業高管;晚上,他獨守青燈引經據典,甄別藏品的真偽和價值。

  人民出版社將王金昌收集的大量票證、公函、報刊進行整理,出版了《陜甘寧邊區經濟典藏》。這些文物表明,陜甘寧邊區選擇了一條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經濟發展道路。中共黨史專家石仲泉在序言中寫道:這條道路不僅支撐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全面勝利,也奠定了新中國經濟的基礎。可以說,新中國經濟直接從這里走來。

  30年里,王金昌還整理出版了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紅色典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北平日記》《建國日記》等書籍,并撰寫了大量散文、小說,為一些電影、電視劇的編劇提供歷史資料。

  他有別于官方敘事的個人視角,復活了大量淹沒在歲月長河里的人物與故事,拓展了人們考察歷史、觀察人性的視野。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他對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有爭議人物的發現。

  2006年10月,王金昌在北京報國寺文化市場偶然發現了20本共約150萬字的手寫日記本。記載了作者自1938年到1943年的生活歷程。日記本異常整潔,漂亮的墨水鋼筆字和行云流水般的紀實書寫深深吸引了王金昌。

  后經了解,作者董毅出生在民初仕宦人家,父親曾在北洋政府所轄天津任職。1938年,他考取了輔仁大學國文系。董毅的日記,詳細記載了日寇給北平百姓帶來的生命威脅和生活困苦,同時真切反映了愛國青年對侵略者獸行的憤恨。200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王金昌整理的五卷本《北平日記》。

  王金昌說,如果我收藏的這些革命文物,能為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畫面補遺于萬一,為那些犧牲的烈士作為遲來的祭祀,為下一代提供直觀鮮活的革命史教材,就是我最大的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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